开讲啦杨振宁莫言范曾演讲稿:科学与文学的对

  开讲啦杨振宁莫言范曾演讲稿:科学与文学的对话

  范曾:杨先生,今天非常高兴,您和莫言兄来到北大,我记得我看过一些很普及的读物,就是科学的。霍金的《宇宙简史》,《时间简史》,《果壳中的宇宙》,我大概能看懂十分之二。凡是公式的部分全看不懂,可是看了这个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充满幻想的人,您认识他,而且您对他的评价很高,可是他为什么得不到诺贝尔奖。

  杨振宁:我不会回答这个问题。讲起这个诺贝尔奖,我要问莫言一个问题。你跟我走了不同的道路,我们的出身也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是个农民的儿子,我是个大学教授的儿子。你走了文学的路,我走了科学的路。我们两个人走上了斯德哥尔摩获奖的这个台上。可是我走上奖台的时候,我深深的感受到,我的感受跟一个美国的诺贝尔学奖获得者的感受是不一样的。我要问莫言,你去年在斯德哥尔摩获奖的时候你是不是也有一个感受,你这个得奖跟一个英国人在那得奖或者一个法国人在那得奖是不一样的。

  莫言:我觉得跟任何人都不一样,这个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次颁给中国籍的作家,尤其是关于文学奖在中国的几十年来一直是个热点的问题,我是深受其扰,在没得奖之前,每年到了九月份十月份,就会接到很多很多的电话,一会说你今年怎么样,一会又说你认为谁能得谁不得,后来就干脆这段时间不接电话,不回答。所以这个时候,我就感觉这个得奖者已经变成一个被众人所研究的科学对象了。他已经不是个人了。所以领奖的时候,我感觉到我不是一个领奖者,不是一个被观察者,而变成了一个观察者。我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在看国王、看王后,看国王后面那两个漂亮的女儿。当然我也看台下,看我的太太和我的女儿。所以也有人问我,你在领奖的时候,从国王手里面接到这个奖牌的时候,有什么想法没有?没有想到,都是在观察。

  范曾:我想问杨教授,你曾经说过,科学家从来都不能发明,他只是在不断发现。我想问莫言兄,您是在发明创造,还是有另一种途径?

  莫言:我想文学创作和科学发现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也有一些不同。文学家关注的是人,科学家关注的是物;文学家探讨的是人类的情感,科学家关注的可能是物质的原理。所以同样一个事物在文学家和科学家的眼睛里可能就不一样。我记得鲁迅曾经说过,我们一般人看到的鲜花就是美丽的花朵,但是在植物学家眼里就变成了植物的生殖器官。

  但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它们也有很多共同的地方。严格地说作家的创作也不是无中生有,作家在作品里塑造的所有人物也都是现实当中的人物经过想象、加工后的综合,但他确实又不能跟生活中的任何一个人物对上号,他是属于作家的一种文学创造。所以我觉得这是文学比物理学、化学稍微自由一点的地方。

  范曾:我觉得自由得多,尤其莫言兄你的笔就像一支魔笔,神奇幻化,而且给人一种更加真实的感觉。这是我的感受。那谈到风格,文学家的风格是没话说的,科学家的风格怎么体现?科学家和文学家的风格有什么区别?

  杨振宁:我想是有区别的。这和前几分钟你问的问题也有密切关系,就是发明跟发现的关系。不管在科学、文学、艺术里,发现跟发明的界限都不是完全清楚。可是我想底下这句话是有道理的,科学里发现的成分比文学里少一点。我可以把这句话从另外一个方向再讨论一下,我知道莫言喜欢写幻想文学,有没有幻想科学呢?我想没有,科学是猜想的学问,不是幻想的学问,幻想的科学我觉得是没有出路的,因为科学所要了解的是一些已经有的现象。没有人类的时候就已经有电、有磁了,科学家要想了解宇宙结构,这就需要想象、需要猜,这跟文学的幻想是很不一样的。我不晓得莫言同不同意我的说法。

  莫言:我当然同意。文学家确实需要幻想,我们也知道文学当中还有个重要的门类叫科幻文学,拥有大量读者。其实很多作家并不具备物理学、天文学的知识,但他依然可以在他的小说里进行描写。我记得很早之前我看过蒲松龄的小说《雷操》,写了一个书生从天上摘下星星的故事,这种描写在文学中还有很多。其实文学作品的想象建立在生活经验的基础上,科幻作家的则建立在一定的科学知识之上。文学幻想和科学家猜想的区别更大,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生活经历之上,再去想象、类推的。

  范曾:有发现,而非发明。谈到风格,科学家的风格体现在什么地方?

  杨振宁:科学家肯定是有风格的,尤其是大科学家,会有非常清楚的风格。因为在科学家成长过程中,需要提炼、渐渐发展出思路。等到变成大科学家,别人看来,风格就会很清楚。我曾经对于这个问题做过一个讨论。20世纪是物理学最辉煌的世纪,有三个大发明,其中一个叫做量子力学,对于基础物理学是一个了不起的革命,参与的人有三五个,其中有两位非常年轻的学者,一位是德国人海森堡,一个是英国人狄拉克,20世纪初出生的,他们都有巨大的贡献,奠定了量子力学基础。你看他们俩的文章,会惊叹于他们的创新,可是风格是完全不一样的。我曾经说狄拉克的文章是秋水文章不染尘,清楚得不得了,走了一段后,跟着他的味道一路走下去没有任何问题。海森堡的贡献十分重要,但是文章非常之乱,每一篇文章都有正确的东西,也有错误的东西,很多时候分不清楚。所以我跟学生说你看见了狄拉克的文章之后,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可再做了,所有正确的东西都被他说光了。但是你看了海森堡的东西就要注意,有对有错,对的也很模糊,所以要仔细将对的错的分开,就会有很重大的贡献。这就是两种风格,整个物理学前沿的发展就是这两种不同的风格互相影响而发展来的。我不知道文学的发展是不是也有类似的现象?

  莫言:作家肯定都有作家的风格,通过语言来体现。要区别鲁迅和沈从文,哪怕把他们名字盖掉,一读文章也能作出准确的判断。整体来说,文学经过了这么长时间的发展和变化,有了各种流派。但是各种各样的流派和风格对作家而言有时候也是一种无可奈何。比如说,一段时间内现实主义的写法,巴尔扎克等大作家已经把这种风格发挥到了一种登峰造极的地步,后来者很难超越。作家只有对前人的作品有所超越或者不同,才能在文坛上站住脚跟。这就逼着作家去想另外的出路,千方百计避开这些已经非常辉煌的写作风格,寻找自己的风格,我想各种流派的产生大部分都基于此。作家个人刚开始肯定会模仿各种各样流派的写法,在广泛的阅读和借鉴的过程当中慢慢强化或者突出个性,形成自己鲜明的风格,才有可能在文坛上占据一席之地。

  杨振宁:9年前,范曾先生画了一幅大画送给南开大学数学研究所。画的是我和陈省身先生之间的对话,把我和他的表情都表现得非常好,我尤其欣赏的是范曾题的诗,其中有一句真情妙悟着文章。我认为这七个字将科学研究所必需的过程说得非常清楚。先要有真情,就是浓厚的兴趣,然后是妙悟,有了它才能有结果:着文章。三部曲道尽了科学研究必经的过程。我想问莫言先生,这七个字描述文学的形成过程是不是也恰当?

  莫言:更加恰当了,因为是着文章嘛。

  范曾:我过去问过陈省身先生,我说您是伟大数学家,您的学问我一点儿也不懂,为什么别人说你好,好在什么地方?他对我这个数学无知无可奈何,却回答得很有意味。他说,我做得简练,很漂亮。我想解答一个数学问题,用很繁琐的方法得到结论肯定不如用简洁的方法得到同样结论。可是谈到小说的话,光简洁也是不行的,要丰富,要绚烂。有不太了解莫言的人说莫言的小说太长,我不觉得长,最长的《丰乳肥臀》也有种不尽之意在。光是简洁漂亮可能不是小说家的使命。莫言您觉得要达到真情妙悟着文章应该是怎样的?

  莫言:刚才谈到作家的风格,有一类很简洁、干净利索,比如海明威,有的人非常繁复,像福克纳。我们中国作家也可以举出很多的例子。作家的风格应该是很多样的,朦胧、简洁、繁茂都是美,这可能比科学要自由。

  杨振宁:如果问一个数学家或者物理学家,说你所做的重要的工作,里面的妙悟能不能讲出来?通常都能讲出来。在对于一个问题思考了很久,突然灵机一动,思想就会非常开朗。但是如果问一个文学家,最重要的工作是不是中间有一个顿悟的时光?我想没有。

  莫言:也有。灵感突然到来,创作中的问题也就解决了。有时候也靠做梦。我记得看过门捷列夫发明元素周期表就在做梦时排列出来的,作家也会在梦中构思出很好的情节。《生死疲劳》其实早就想写,但一直也写不下去,就是因为长篇小说的结构没有想好。有一年我去参观一个庙宇,在墙壁上看到一幅壁画,关于佛教的六道轮回。我突然感到顿悟,就用六道轮回做了长篇结构。所以写得特别顺利。

  范曾:两位先生讲的对我启发太大了。妙悟在科学和文学中都有,但是表现是不一样的。要到实验中去证明,文学家妙悟后直接写出文章。文学要比科学自由得多。

  范曾:谈到年龄,科学家成功的年龄和文学家成功的年龄是很不一样的。莫言这样的小说家,必须要有丰富的生活经历,并且博览群书,十七八岁或者二十几岁就想出一个惊世骇俗的东西,这基本不可能。可科学家是不是取得杰出成就的时间会提前一些?

  杨振宁:一般讲起来,尤其是数学和理论物理,这是很清楚的,二三十岁的人势不可挡。爱因斯坦二十六岁的时候一年中写了六篇文章,其中三篇绝对是世界级的。所以有些科学的领域特别适合年轻人走进去。为什么?有一个说法是年轻人知识面不够广,要解决具体问题的时候只专注在这个上面,只对着一点勇往直前。到年纪大了以后,学的东西多,面就广了,有一个很大的坏处,就是顾虑也多了。在数学和理论物理里,十分明显。我想在文学里,年龄很大的能做出非常大的工作,比如杜甫就是晚年成大家的。文学中创意的来源跟科学中的不一样。

  范曾:我想请二位诺贝尔奖得主用最简短的语言谈谈你们的中国梦。

  杨振宁:我觉得这不能用一两句话讲。中国民族一百多年被欺负得非常悲惨,在座年轻人也许对此不太了解,我父亲和我这一辈子,被欺负是灵魂深处的感受。原因大家也知道,是中国没有发展近代科学。对于获得诺贝尔奖,变成了全民族的期待,这是很自然的。我想是最近这几十年中国的发展给了整个中华民族一个新的前途,也就产生了中国梦。我认为中国梦是会实现的。我在国内有十多年了,我知道有数不清有能力、有决心的年轻人。当然也存在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中国要在几十年内追上西方几百年发展的成果,问题不可避免。但是我们在种种方面都证明,我们可以将很多问题都克服,所以我对于中国梦的实现是充满了乐观的态度。

  莫言:最()近我在网上看见一条消息,美国的一家公司在征集第一批移民火星的志愿者,中国人报名很多。我想这也表达了中国人的梦想:到天上去。

  范曾:要言不烦。因为我们的航天事业正在迅猛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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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讲啦王伟忠演讲稿:创意要感谢经历

  谢谢各位来宾,谢谢小撒,小撒最近很红,这个节目邀请我的时候,我在想用什么方式跟各位,这些年轻学子,我们聊聊天,把我这么多年的经验跟大家做一些分析。

  首先我要跟各位讲的是,任何一个演讲者都不应该,也不能够,也没有这个能力告诉大家说,人是怎么样生涯规划。如果说,各位同学你们照我的方法去过这个人生的话,一定必死无疑。因为每个人的方法都不太一样。我活到今天,五十几岁了,看起来像不像?我觉得,人一辈子,大概影响人一辈子的,尤其在创意方面,大概有三样东西:一个就是你从小长大的环境,一个就是你的天分是什么,另外一个就是你所学的是什么东西。我是个创意型个性的人,在接下来这些跟大家互换心得的过程当中,如果各位也是创意型的人,我觉得你可以把我的一些东西,把我对人生的一些看法当做一个参考。

  首先,我觉得说一个人的成长环境对你的影响太大了。有句话我还蛮喜欢的,对创意人来讲,叫千金难买少年贫。因为我们小时候,大家知道我是眷村长大的,眷村就是1949年的时候,我们大约有200多万人迁移到台湾,然后我们就在眷村长大。眷村跟军队大院不太一样,军队大院在解放革命之后,应该都属于比较高官的。眷村是什么?眷村有分军官眷村跟士官兵眷村。我们基本上属于士官兵眷村,一开始盖的时候,基本上跟难民营一样。所以小时候环境很差,什么玩具都要自己想办法。我是1957年生的,我刚好出生的年代,大概十年后,台湾的电视刚刚起来,那时候我们在村子里面,谁的家里面立个竹竿,那时候无线接收,立起个竹竿,就是家里有电视的,那就不得了了。全部村子里的人都要去他们家看电视,那时候电视开了之后,还要等30分钟才出影像,所以我对这个东西就特别好奇。好奇是作为一个创意人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天分,我记得那时候不管是看电视,还是看电影,看一部电影叫《辛巴达历险记》,反正就是那种跟妖魔打仗的,那个电影演完之后,我们眷村小孩只要回到眷村,家里所有妈妈的炒菜锅都不见了。我们就这样拿炒锅打来打去,都是歪七扭八的,所以眷村小孩经常挨揍。这些东西,都是因为没有那样的环境,因为穷,我们所有的东西,我们的玩具都要自己设计。然后所有东西要自己玩,因为这样子,会激发你很多创意。你们这群小孩,基本上生活环境都非常好,什么东西都有了。你们就会缺乏去创作的欲望。所以有时候,我觉得英雄要制造自己失败的可能,有时候你要自己制造缺乏的可能。你不要老是在自己熟悉的环境里找自尊,这是我给你们的建议。千金难买少年贫,不管你是从乡村来的,从窑洞来的,从西南来的,或是从大都会来的,或怎样,都不要在乎,都是你丰富的财富。大穷即贵,你穷就是贵,所以不管你是从哪里来的,不管你现在读的什么科系,不管你现在在的环境是好是坏,你都要感谢经历。

  我们那时候读书的时候,在我们那个年代,只要你去读理工,去读自然组,就说这小孩特别有出息。读文史的人比较没出息。男孩读什么文史呢?我妈也没读过什么书,就觉得说只要读理工就好,就非逼我读自然组。我们那时候高中有分班的,我就读自然组。可那时候我就想转组,不敢讲。我就只好跟我爸爸讲,我说爸,我读不下去了。我爸爸教了我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呢,我后来到江湖上,到电视圈做事情的时候帮了我很多。我爸跟我讲,说:对你妈,你要叫得亲一点,离得远一点,你妈太凶了。所以我们想办法不要告诉你妈妈。我就从自然组转到社会组,那时候已经高三了,一转社会组人就开了。我那时候已经喜欢电视,喜欢电影,喜欢影视。所以在学校高考的时候,我们填志愿的时候,老师会问,你要考什么。我就举手说:我要考戏剧系,老师说:你以后想做什么?我说我以后想做导演。我们全班人都在笑我,谁笑都没关系,有一个我最讨厌的人他也在笑我。这个伤到我了,我一火之下,我记得很清楚,我桌子上有一瓶墨水,我拿起来就摔他,我脾气不好。我说不考了!就不考了,太可惜了!我如果那时候去读导演,今天我不是冯小刚,我也是个李安,很可惜。我的意思是跟各位讲,你一定要了解你自己,而且不要去跟别人讲,不要跟别人去比,不要跟别人去学。你现在可能是支流,你可能是另类,有一天你可能会变成主流。你千万不能够把你自己的天分给压倒,千万不能这个样子,我认为这个很重要。

  后来我就读了新闻系,我就学了广播电视,就因为打工的关系,我认识了台湾的一个演员,叫做郎祖林,他爸爸在电视台里边做剧务头,我就因为这个关系进了电视台。以前台湾电视,基本上还是贵族的,不带很多人进去。然后演员跟主持人讲话也是高高在上的,讲话也是下巴额高高的,我进去之后,我比较了解庶民,我开始把很多主持人慢慢带进来,把幕后的人慢慢带进来,开始有庶民文化,人开始讲话比较像人话,讲话比较有趣,也比较跟老百姓接近。然后主持人也慢慢学习一件事情:赢得尊敬并不重要,赢得喜欢已经不容易了。所以我就慢慢改变,所以我做庶民精神的时候,做电视节目的时候,带了很多从小剧场,从康乐队下来的人。这批人包括很多,包括胡瓜、后来的吴宗宪。我举个例子来讲,我是怎么样发现到胡瓜,胡瓜并没有别的,他只会跳一支舞,他就走两步然后绕一圈,他只会这个。但是胡瓜的脸长得太可爱了,完全没有杀伤力。他讲任何话就跟老百姓一样,而且满嘴跑火车,讲的都是假的,很厉害。后来我就把他找来,我希望做个节目,然后我需要用小牌去访问大牌,因为我们手上资源太少,资源少的时候创意就出来了,因为你必须要想办法。我说我想要个东西,后面布景有很多树,都是树,然后大牌来接受访问,他一讲假话,我后面的树全都垮掉,这个好不好看,这个好,这个好。我就去跟电视台的美工去商量。讲半天,电视台的美工也听进去了,结果两个礼拜之后,进了摄影棚之后,把胡瓜也?饬好了,进来一看,后面没有树林,就这么一棵小树,就放在桌子上。你所要求的事情全都不像,你干不干?你非得干啊。我和胡瓜也干了,我们就把这棵树放在桌子上,然后接一根电线,然后那个大牌来了,我记得录第一集叫张帝,一访问他,问两个问题之后,他讲了一个假话,那树就倒了,当时还敲锣。没想到张帝紧张的要死,就用手去护那个树,不能倒,不能倒。这个单元就中了,这个单元就帮胡瓜变成今天的超级巨星,叫老实树。

  创作就是这样子,如果太顺利,你人生过得太顺利,你就不能够做创作,所以要给自己想办法,找麻烦,我现在有两句话跟各位讲:第一个,我建议各位顺着天分做事,逆着个性做人,参考啊,不是给各位做生涯规划,给各位参考而已。以后按照这样做,做败了不要怪我。另外一个,我觉得很多事情,沉迷比用功重要,是不是很多人跟你讲,你要用功啊,用功啊,我觉得用功用到不对的份上,用到不对的方向上,痛苦无比,可是你用到对的地方,你根本不知道那过程是辛苦的,什么事情让你沉迷很重要。你到底沉迷什么事情,你要去找,整个这样子看过去,你们都很年轻,一定要感谢你们人生所有的经历,不管它是好的坏的,所有东西对创作人来讲,都是财富。最近我在忙一个舞台剧,这个舞台剧非常有意思,叫做《短波》。这个是讲什么呢?有一个旅美的,一个中国的声乐家,歌唱家,叫田浩江,他就跟我聊起来,在国内这边的,解放之后的军队大院,跟我们台湾的眷村很相像,那小时候我们也互听对方的广播,短波。我小时候听《义勇军进行曲》跟《东方红》,都是从短波里面偷偷听到的,他听我们过去的歌,也是在短波里慢慢偷听到的,他学了一首歌,有一首歌叫《往事只能回味》,很老很老的歌了,时光不易永不回,往事只能回味,这首歌。这边做节目还蛮合作的,唱下来就开始跟。像他在1983年的时候,他到美国去学声乐了,他哥哥是从解放军海军下来的,是他哥哥在养家,所以他哥哥跟他之间的关系有点矛盾,觉得他在美国逍遥,哥哥在养家。我呢,那时候的女朋友,他们家本来帮我出国读书,后来我女朋友跟我散了,我也没有钱出国读书了。我就留在台湾,后来我哥哥,我哥哥到了美国去了。田浩江虽然完成了美国梦,当了美国大都会歌剧院19年签约的艺术家,赚到钱了,没用中文唱过歌剧,19年之后他回到北京,他哥哥得癌症,病房之前两个人把小时候的歌都唱了一遍,包括《往事只能回味》。他才感觉有活着的感觉,他才找回当年爱唱歌的感觉,对我来讲,我哥哥在美国几十年,也是一场梦。我跟我哥哥,我也会怪我哥哥,养家都是这个老幺在养,我哥哥都没有养家,可我哥哥走的时候,我有很大很大的感情债,虽然我现在不负担他的金钱了,但他永远是我老哥,我对他亏欠。如果我哥哥很努力,很成功,搞不好我是个浪荡子,天下事情,很难讲,是不是?所以说兄弟的感情,家庭的感情,有时候也像短波(),互相联络,但互相有干扰,这是我的经历,我要把它变成舞台剧,这就是创作,谢谢。

  我觉得人类唯一的灵魂就是热情,好好用它,谢谢各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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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讲啦陈可辛演讲稿:你被改变了吗?

  我刚才看到那个不要逼我,我第一个想讲的是不要逼我开讲,确实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压力,我先声明一个东西,就是我讲的东西通常都是实话实说,不一定对每个人都有用。它是我这一辈子的一个原则,也帮了我到今天这步路,我也不希望在不停地讲好话。因为人生不是都美好的,很多都是很残酷很悲哀的,但是悲哀里面也有快乐的地方,所以我先此声明。

  我们回去讲戏里面的有一句对白,是我非常非常感动的,编剧写给我的,究竟是我们改变了时间,还是世界改变了我们。(编辑推荐:中国合伙人经典台词)年轻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我一定得改变世界。当你到中年,要是你很幸运地,你 成功,达到你的梦想,往往回头一看,往往你被世界改变了,而不是你改变了世界。这是一个很悲哀的事情,但是确实世界就是这样。

  那说回我自己,我跟我爸爸的关系很好,所以他给了我一个很正确的价值观,我觉得那个是最重要的。我家里,因为是华侨家庭,我爸爸妈妈在泰国出生,50年代回国建国,他们在北京认识,结了婚去香港,然后呢,在香港,我出生了,我就糊糊涂涂地变成了一个香港人,因为他们的背景跟我这个在香港又是有点奇怪的背景,使得我成长的时候特别顺应身边的环境。说白了,就是我表面很圆滑,也很会附和大家的审美,也好像是个很乖的孩子。但是我里面也是非常有自己的主见,后来,甚至乎这些东西影响到了我这辈子,都有一个非常顺应这个规则的方法,去做人跟做事。

  回去说到我的电影吧,我经历了很多的阶段,包括香港电影的黄金期,最辉煌的时候,我很幸运,从低做起,从一个翻译做到一个副导演,制片,小工,基本上买咖啡啊,跑腿啊,什么都做。当时我们都不太懂,也不是才华横溢,也不是一个天才,一路爬起来,也爬的很快,过了七八年,就第一次做导演。当我来到内地,我也被迫拍了很多、很大的商业片,但是为什么要拍大片呢?就是中国电影在这10年的发展,从张艺谋导演的《英雄》开始,给了观众一个回到戏院的概念,但其实观众还是没有习惯回到戏院。我问个问题,都看过《甜蜜蜜》,有多少人在电影院看过《甜蜜蜜》的?没有,你们年纪太小了。但是我问过年纪很大的,都没有。我从小在戏院看电影,那个跟一千个人一起笑,一起哭的感觉,我觉得是多少金钱都换不回来的感觉。那什么电影我得去戏院呢?《英雄》我得去戏院,因为画面大,人多,有特效,有爆破,所以电影不大,我就不去戏院,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就是我作为一个香港人,我是非常困难地去接地气,我必须得找到很好的团队,很好的内地编剧,给我很好的素材、对白,我才能拍。所以变成了我必须得拍大片,大家都会觉得他随波逐流,大家要拍大片才拍大片。但是我都讲了几次,今天再清楚一点讲:其实我第一部在内地拍电影是《如果,爱》。它是一个非常小众的爱情片,因为他讲的不是美满的爱情,讲的是失恋,而它讲的那个东西其实跟《甜蜜蜜》非常非常像的。金城武的角色跟黎明的角色是一模一样的,一个很单纯的男人。张曼玉的角色跟周迅的角色也是很像,一个比较有目的性,甚至比较功利,一个比较理性的,比较现实的女孩。其实两部电影是人物也一样,很多东西都一样,只是背景不一样,职业不一样,时代不一样。我本来拍《甜蜜蜜》,你们觉得是文艺片,其实《甜蜜蜜》是一个商业内核的东西。然后呢,我拍《如果,爱》,大家都说,又歌舞,又大明星,又那么多宣传,那么多营销,那个不代表这部电影就商业了,就不文艺了。其实你拿电影的内核来讲,《如果爱》绝对比《甜蜜蜜》文艺得多。因为它是不讨好的电影。所以我讲了这么多是为了什么,其实我想表达,你外面可能好像妥协了,其实你里面没有妥协,所以人生不是那么肯定,你是给世界改变了,还是你改变了世界。

  我不觉得,我真不觉得我们能改变世界,但是我觉得我们能够在表面可以给世界改变,可以世故,可以比较圆滑,但是其实只要里面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你从小知道你要什么,这个非常非常重要。那我觉得我很幸运,我从小我就喜欢了电影,我有一个梦想。梦想是什么?梦想不是为了达到梦想,梦想是为了你有梦想。梦想是你坚持就会感觉到幸福的东西,那就是梦想。

  其实除了不要逼我演讲之外,我最想讲的一句就是:不要逼我做大导演。因为其实做大导演是非常非常痛苦的,压力非常大,以前我们拍戏30个人都认识,当我拍《投名状》的时候,800个人,我觉得那个跟我们以前拍电影完全不一样。有些导演喜欢那种大导演的东西,我记得我以前做副导演的时候,跟过一个导演,他这么跟我说:皮特,你知道我为什么做导演吗?你看,我一走,多少人跟着我。那后来呢,我拍戏,我做导演,我其实挺紧张的,我拍完一个镜头,我一走,都有很多人跟着我。我说我去洗手间,你们跟着我干吗?我就非常讨厌很多人跟着我。我觉得我做一个不错的导演,做个好的导演就好了。完全不需要做一个大导演,但是那几年,因为整个社会,整个产业,观众观影的习惯,我就被大导演了一回。

  其实我人生完全不是大家看着的那么顺利。但是我没有试过一败涂地,《武侠》对我来说,完全是一败涂地。完全就从票房到评论等等,都非常非常坏,因为我又拍得特别hi,自己特别满意,也觉得自己特别突破了自己的一个框框。因为是一个挺谨慎的()人,我通常都是喜怒不太形于色,因为我很怕我过了,然后给人抓住,给人看到,原来你露馅了,我非常怕。所以对我来讲,是非常非常大的打击。我又是一个非常实事求是的人,所以呢,我只看骂我的评论,我基本上不看夸我的评论,因为我觉得夸没什么好看的,都是夸你总是那两句,也没什么特别的。但是骂你就有千方百计,很多不同的骂法。我那时候,差不多49岁了,刚刚要过50岁,我一路做了那么多年的人,所有的东西好像在那时候崩溃了。再加上那时候我妈妈也病重,就是《武侠》在北京首映那个晚上她进医院,然后我第二天就得跑回去。在那个过程里面,一周里面我本来是要跑宣传的,结果我都取消了,我就一路在我妈妈的医院病床旁边,陪到她一个月后去世。就《武侠》下片的时候,差不多她去世了。所以突然间我觉得整个世界毁了。尽管成年之后我想了一百遍,我亲人离开我的时候我会怎么样,但是我都想不到,原来你怎么想象都想不到。

  到了50岁,她去世没多久,我50岁生日,我就觉得我应该有个改变,所以那时候我就回到一个我比较擅长的领域里面,就决定拍《中国合伙人》。我学会上微博之后,我看了一个东西,看过之后挺感动。就说有一个60年代,就是反战的时候,有一个老兵,有个学生,每天去那个军人的纪念碑去示威抗议,从很多人还在抗议的60年代,到70年代,已经没人抗议了,他每天晚上还拿着一个蜡烛,去抗议。然后就有记者来问说,我看了那么多年,你都来,你真以为你拿着这个蜡烛,一个人来,你就能改变世界吗?他说,我来并不是为了改变世界,我只希望这个世界不会改变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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